沈陽墓園小編知道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不僅有國家與國家之間為了爭奪土地與人口的戰爭，也普遍存在著萬乘之國千乘之家上下交相爭利的狀況。孟子認為統治集團內部的這種利益之爭同樣會使國家陷于危亡境地，因此孟子在強調發展生產保證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利的基礎上，進一步主張要協調統治階級內部各個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尤其是要協調統治階級與民眾之間的利益關系。換言之，唯有統治階級不與民爭利，整個社會才有可能處于一種安詳平和的環境之中。孟子在與梁惠王的對話中直言“王何必曰利？已有仁義而已矣。”在保證統治者不與民爭利乃至讓利于民的前提下，孟子進一步提出實施體恤鰥寡孤獨、敬老慈幼等社會福利措施。齊宣王問如何實行王政時，孟子回答說：當年周文王治理岐周時，“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孟子還提出了社會資源不可以由統治者霸占，而應當與民眾共同享有的思想。孟子在與梁惠王的對話中，面對坦誠承認自己有好利、好貨、好色缺點的梁惠王，孟子不僅沒有責備，而且順勢引領他推己及人，應當用政策來保證普通民眾同樣的欲望和訴求。在孟子看來，國王廣建苑囿如果是為己專用，那就是嚴刑陷害民眾。施仁政的國君應當把社會資源與民共享，最終達到與民同樂來滿足老百姓最基本的人性需求，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政府讓利于民保障民生的措施還應當包括，在市場上提供空地讓商人儲藏貨物但不征收額外的稅款，貨物一旦滯銷便由政府征購，不讓貨物長期積壓，雖然設立關卡但是只稽查不征稅，等等。孟子還進一步提出君王統治有沒有合法性，有沒有現實可能，完全依賴能否保障民眾的基本生活條件，是否合乎民心——“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孟子認為統治者對人民所承擔的首先義務和責任就是保障人民生活的溫飽與安寧，凸顯了生存權與經濟權乃是最基本的人權。誠如黃俊杰所指出的，孟子這種民本位的政治思想，與大一統帝國形成之后，君本位的政治現實構成水火不相容之敵體，不僅使孟子政治思想成為輾轉呻吟于專制政治下的中國人“永恒的鄉愁”，而且也突顯了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中“二重主體性”的矛盾。沈陽墓園小編由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孟子關注百姓生死存亡的這種人道精神，并且努力在經濟政治等領域予以具體化，無疑是把孔子提出的“仁者愛人”和“泛愛眾”觀念向前推進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