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陽墓園小編知道孟子王道政治思想關懷的焦點乃是民眾的生死存亡。他提出的王道政治，起始點是保障老百姓的“養生送死無憾”，目的是要達到“天下之民舉安”。為此他提出“制民之產”的經濟政策，撫恤鰥寡孤獨的社會福利政策和“與民同樂”的資源共享政策，反對戰爭和暴政對生命的戕害。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強調要教化民眾，來達到“天下之民舉安”的理想，在行政策略上他提出了“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為也”的理念。孟子王道政治中這些關懷民眾生死，保障生存權利的思想，成為歷代政治家追求的偉大政治理念，在今天仍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借鑒價值。

    中西文化中任何一種思想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有其現實的基礎與環境，有其產生的特定時間與空間背景，都是針對特定的的歷史情境而做出的思考。同樣的，孟子的思想也不是書齋中的沉思玄想，而是在游說諸侯的過程中對連年的戰爭、暴政造成的民生疾苦的回應。如果我們從孟子生活其中的具體歷史情境來研究其思想，并結合其生平活動來分析其言論主張，我們就會發現孟子的政治學說，是“一種民本主義的政治學說，它的目的是在保民、養民、教民。保民就是保障民族的生存。養民就是充裕人民的生活。教民就是指示人民的生計。”[ ]其終極指向是民眾的生死存亡問題。本文試圖從這一維度對孟子的政治倫理思想進行分析，并揭示其具有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

反對戰爭和暴政對生命的戕害

    孟子王道政治最基本要求是，要讓老百姓免于戰爭的殺戮，免于暴政的迫害而能夠享有生命的自主權。當時對百姓“養生送死而無憾”構成最大威脅的，就是諸侯國的暴政與頻繁的戰爭，因而孟子多次表達了反對戰爭和呼吁統治者施行仁政的主張。

    孟子對整個春秋戰國時代戰爭的總體評價是“春秋無義戰”（《孟子?盡心下》以下版本同，僅列篇目）。在孟子看來，必須是正義才可以誅殺不義，標準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有罪只有天子可以征討，但是事實上春秋戰國時代天子勢力衰微，以至于戰爭都不是天子旨意，所以無義戰。孟子進一部提出“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即：真正的無敵不是靠征伐這種霸道的方式確立的，而是靠仁政行王道實現的。沈陽墓園小編知道如果每個國君都能反省自己是否仁德，根本用不著戰爭。在孟子看來，真正的仁者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而不仁者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孟子批評“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是“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盡心下》）孟子的遠見卓識還表現在他能夠跳出政治與國家的狹隘界限，從土地與人類之間最根本的關系來論證戰爭的不義性。即土地本來是生產百谷用來養活人的，但是戰爭卻把養人的東西卻成為了害人的東西，土地成為了戰爭掠奪的對象，遠遠地背離了圣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梁惠王下》）的觀念。戰爭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生命被剝奪，因而孟子慨嘆“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保ā峨x婁上》）此處，孟子不僅表達了戰爭對于生命的殘害和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而且也譴責了戰爭發動者的罪大惡極 。不僅如此，孟子還指出，當時社會上能為國君開辟土地充實府庫，能夠為君子邀結盟國每戰必勝的“良臣”，實際上乃是百姓的賊害者——“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告子下》）孟子甚至對于備戰和崇尚軍功的世俗觀念也進行了批判，“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離婁上》）因此，君子為官之責任不是為國君開辟土地增加財富，為戰爭和爭霸做準備，而是應當致力于輔助國君“向道志仁”以利及蒼生。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反對戰爭的獨特之處：他認為戰爭“不單是不應當有，并且認為是一種罪惡，須受一種刑罰的”，他反對戰爭“不僅帶有政治意味，而且帶有宗教的意味”。

    孟子批判暴政是“率獸食人”和“殺人以政”。在孟子看來，政治應當以德服人而不是通過霸道以武力服人，在與梁惠王的談話中他甚至提出了暴政害民與“殺人以梃”和“殺人以刃”“無以異也”的觀點。（《梁惠王上》）孟子進而諷刺與警醒梁惠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孟子譴責以梁惠王為代表的各國君王只知道自己享受，根本不顧百姓死活的社會狀況，深刻的體現了他關懷每一個生命的人道情懷，既有對實行暴政之君王“率獸食人”的指責駁斥，也充滿了對亂世民眾憔悴于虐政的憐惜。沈陽墓園小編知道hi奧正如同孟子所言，在戰亂頻仍的時代，再加上兇年饑歲，一個國家的老百姓“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就有幾千人，而國君則“倉廩實，府庫充”，這無疑是不合理的政治造成的。